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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子说的。出自《墨子》。 墨子：国之将亡，必有七患 国防之患：不修国防 大兴宫殿 粉饰太平 外交之患：大敌当前 外无盟友 孤立无援 财政之患：分配不公 铺张浪费 穷尽民用 内政之患：仕皆渔私 修法禁言 不问国是 国君之患：闭门自大 标榜先进 坐以待毙 团队之患：用人不当 小人当道 离心离德 政权之患：民无食用 国无贤能 赏罚失威
墨子说：“国家有七种祸患。这七种祸患是什么呢？国防松弛，大兴豪宫华室，是一患敌国压境，外无盟友相救，是二患；在一些无用的事情上兴师动众，劳尽民力，将赏赐给予无能之人，民力被无用地耗尽，财政在迎来送往大吃大喝中被掏空，是三患；官员们只关注自己的奉禄，派出去游说的人只顾着呼朋唤友，执政者修订法律讨伐人民，人民由于害怕而不敢论政，是四患；执政者自我标榜先进性，不问国是，自以为世界和平，没有守备，周围的国家都在谋求发展，而他不思进取，是五患；所信任的人并不忠于国家，真正忠于国家的人又得不到信任，是六患；民生困顿，衣食不保，在朝官僚无能力处理国事，执政者的赏赐，不能使人民欢喜，执政者的诛罚，不能产生应有的威摄，是七患。有了这七种祸患，执政则必定无社稷；守城则必定遭倾毁。七患存在于哪个国家，哪个国家就要祸殃。
五谷，是人民赖以生存的东西，也是人民用来豢养执政者的基础，所以如果人民失去衣食仰赖，国君也就没有人豢养了；人民一旦没有可吃的，那就最难服侍了。所以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，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，财用不可不节约使用。五谷全部丰收，人民向执政者缴纳的税收才可能兼有五味。若不全都丰收，那么缴纳的税收就不可能兼有五味。一谷无收叫做馑，二谷无收叫做旱，三谷不收叫做凶，四谷不收叫做匮，五谷不收叫做饥。遇到馑年，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要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一；旱年，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二；凶年，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三；匮年，减去俸禄的五分之四；饥年，免去全部俸禄，只供给饭吃。所以一个国家遇到凶饥，国君就要撤掉鼎食的五分之三，大夫就要撤掉钟磬等悬挂的乐器，不能再听音乐，读书人不能再上学而要去种地，国君的朝服一定不能制新的；诸侯的客人、邻国的使者，来了也不能大摆饮食，驷马要撤掉左右两匹，道路不能加修理，马不能吃粮食，婢妾不能穿丝绸，国家已十分困乏，不得不这样告戒。
现在如果有一人背着孩子到井边汲水，把孩子掉到井里，那么这位母亲必定设法把孩子从井中救出。现在遇到饥年，路上有饿死的人，这种惨痛可以说比孩子掉入井中更为严重了，怎么能熟视无睹呢？遇到年成好的时候，老百姓就仁义而善良；遇到年岁凶灾，老百姓就吝啬而凶恶。人哪有固定的善恶呢！生产的人少，吃饭的人多，是不可能有丰年的。所以说：财用不足，就要反省生产是否注重农时规律，粮食不足，就要反省有没有注意节约。古代的贤人按农时生产财富，搞好农业基础，节省开支，财用自然就充足。即使古代的圣贤，那能使五谷永远丰收，水旱之灾不至呢！但那时却从无受冻挨饿之民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们努力按农时耕种而自奉俭朴。《夏书》说：“禹七年水”《殷书》说：“汤五年旱”那时遭受的凶荒够大的了，然而老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，这是何故呢？因为他们生产的财用多，而使用很节俭。
仓中无存粮，就不能防备凶年饥荒；库中无武器，即使是自己有义也不能去讨伐无义；内外城池若修得不完备，就不能自卫；思想上没有戒备，就不能应付突发的变故。这就好像庆忌没有戒备之心，轻易随要离一同出走，导致了死亡。桀没有防御汤的准备，因此被放逐；纣没有防御周武王的准备，因此被杀。桀和纣虽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然而都被方圆百里的小国之君所灭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他们虽然富贵，却不做好防备。所以防备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。粮食，是国家的宝贝；兵器，是国防的爪牙；城郭，是自卫的圣地：这三样东西，是国家必须具备的。所以说：正常地分派劳役，修治城郭，民众虽劳累而不至于受到伤害；正常地征收租税，民众虽破费而不至于困苦。民众的疾苦，并不在于正常的劳役与租税，而在于执政者对老百姓的横征暴敛。拿最高的奖赏，赐给无功之人；掏空国库，置备车马、衣裘和稀奇古怪之物；驱使人民受尽苦难，去建造豪宫华室和供执政者观赏游乐；死后又做厚重的棺椁，制很多衣裘。活着时修造台榭，死后还要修造坟墓。因此，庙堂之外，老百姓在做苦役；庙堂之内，国库已被挥霍殆尽；执政者高高在上，对自己的享受还不满足；民众居于暴政之下，已是不堪忍受苦难。所以，国家遇到外敌入侵就失败，人民遭到凶饥就死亡，这都是平时不做好防备的罪过。况且粮食这个东西，圣人也要视其为宝贵。《周书》说：“国无三年之食者，国非其国也；家无三年之食者，子非其子也。”这里说的就是“国备”。
